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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新修订的问责条例,这些问题要搞清楚

www.lshappy.com2019-09-21

9月4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文发布。修订后的《条例》共有27篇文章。与2016年7月实施的《条例》的13篇文章相比,这些条款增加了一倍以上,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那么,新版本《条例》的亮点是什么?

问责制是在党的严格和严格管理中调查主要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直接责任的调查不是《条例》提到的“问责制”

新修订的《条例》公告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有媒体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实际上存在诸如普遍化和滥用问责制等问题,典型案例是“副主任洗澡,没有照顾”。 2018年8月23日晚,安徽省检查组四次打电话给全椒县农村局扶贫干部张伟手机。后者在党内被警告,因为他没有接听电话。一旦问题暴露出来,它立即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些网友为张伟辩护。同年11月,在审查全椒县委员会后,认为原判决不准确,待遇不合适,并决定撤销处罚。

这实际上是媒体提到的“问责制”概念混淆的结果《条例》。首先,《条例》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党法。《条例》“责任”的重点是与党的严格管理有关的责任,而非所有责任。责任“。《条例》明确规定”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党的责任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要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的调查“都是间接责任,不是直接责任。

在上述案例中,扶贫干部张伟受到纪律处分,因为他没有接听电话。他直接对他的行为负责。有关部门没有处置,并因为履行主要责任,监督责任或领导责任中存在失职责任而撤销了处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条例》中没有规定责任情况。这不能称为“问责制的概括”,但应该是不恰当的。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称为“问责制概括”?以上述案例为例,如果张伟没有拿起手机而上级党组织处理手机,他认为党组织和党组织领导没有履行职责,并追究责任。他们的党组织和领导。后来,他们发现事实上,在该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中没有失职和不服从。这种情况可以被视为“问责制的普遍化”。

有些人可能不得不为那些被追究责任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尖叫:下属有什么不妥,党组织和领导要做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条例》第6条在修订前增加了一个属性:“在责任范围内”。换句话说,问责制必须建立在“权力和责任的一致性和平等责任”的原则基础之上。例如,如果发现党组织集体作出错误决定,则党组织负有主要责任,应对党组织负责;同样,如果领导团队的主要领导和团队直接负责如果下属自己的错误不知情而且不承担领导责任,则不属于职责范围,不应追究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将原有的六类问责制改为11类,将原有党的建设缺陷细化为六类,并增加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两类。问责情况。除了最后一种,每种问责制情况的结束都增加了“有不良影响”,“造成严重后果”和“造成重大损失”等字样。换句话说,间接责任的调查是通过“行为+结果”来判断的,以防止问责制的泛化。

此外,为了防止问责制步履蹒跚,《条例》还明确规定“指责党组织的责任也应对负责组织的领导团队成员负责”,以确保对特定负责人的责任。

根据问题的性质或工作的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制调查

在明确问责制概念之后,下一步是澄清问责制的主题和对象。

《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党委(党组)应当执行严格管理党的主要责任的原则;纪检监察委员会应当履行监督职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党的工作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履行监督职责。换句话说,问责制的主体是党委(党组),纪检委员会和党的工作机关。《条例》第五条明确,责任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律委员会,纪律委员会(派遣)代理机构及其领导成员。

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现修改前《条例》的表达是“党的工作部门”。怎样才能修改为“党组织”?事实证明,2017年3月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规定了这一点:“党的工作组织是党执行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构。它是党的中央和地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决策和实施,以及党的执行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和推动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主要包括总办公室(室),职能部门,办公室和派出办事处。“

为了加强对上级党组织的问责制的领导和监督,0x9A8B明确规定,纪律委员会,党的工作机构开展问责调查,做出问责决定等有关事项,应当报告同级党委。或其主要负责人批准;同时,规定如果及时启动问责调查,则应当制定上述规定。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有行政权力的党组织启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调查或指定其他党组织启动。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审批权限是指最低审批权限,并可根据需要申请更高级别的审批权限。工作。这意味着问责制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同一级别的行政权力的党委(党组),纪律委员会和党工作机构。如果上述问责制主体未能及时启动问责制,则更高级别,两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党组织有权启动问责制,或指定其他党组织开始问责制。这样,具有同级管理权限的问责制主体就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一旦问责制无法及时开始,不仅责任对象不能逃避,而且责任主体也必须负责。

增加问责程序规定,应组建调查小组,开展问责调查,受访者应就事实材料签署意见。

据报道,起草小组在调查中发现,缺乏关于问责制程序的详细规定是问责制普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次修订《条例》的一个亮点是增加了关于问责程序的具体规定,从起始,调查,报告,批准和实施等方面全面规范了问责制工作。

问责调查开始后,组建调查组,依照规章制度,依法进行调查。

调查组在确定调查对象疏忽职责和责任的问题后,应编制事实材料,与调查对象会面,听取其陈述和论据,并将其记录在案;

被访者对事实材料应签署意见,如签署不同意见或拒绝签署意见,调查组应作出解释或说明情况;

调查结束后,由调查组集体讨论,形成调查报告,由调查组组长和有关人员签字,办理审批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正案《条例》明确了问责对象的申诉权利和程序,规定了不应问责和不准确问责的应及时纠正;在问责工作中滥用问责或者严重不负责任的,应当严肃问责,也就是说,问责主体也可能是由于问责。问责不力或问责不当导致责任问题,成为问责对象。

实行终身问责,对绩效好、影响过期的干部要大胆提拔重用。

长期以来,一些人存在着一种误解,即对被问责的干部要另辟蹊径,决不使用。对此,修订后的《条例》明确规定:一方面,坚持问责原则,问责必须严格,谁负责,问责到哪一级,问责到什么程度应该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问责方式。特别强调对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实行终身问责,无论过失责任人是转岗、提拔还是退休等,都要严肃问责。

另一方面,《条例》实现了“三个区别”的要求,准确把握政策,区分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处理:

为了促进发展,对于探索性实验中由于缺乏经验和先试而没有明确限制的错误,我们不能承担或免除责任。

对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挽回损失或消除不利影响等,可以减轻或减轻责任;

如果不要求执行或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们应该更重或更负责任。

另外,为了鼓励问责干部继续努力,《条例》明确规定应当正确对待问责干部。对于那些对期满和绩效产生影响的干部,如果符合要求,应当按照有关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正常使用。 (政治和经济工作室,蒋杰)

(编辑: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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